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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2-25 09:20:31北京日报
国宝工程——巨型翡翠“卅二万种”与“四大国宝”
发布时间:2018-12-25 09:20:31 文章来源:北京日报 作者:记者 孙文晔 网络编辑:奚小荻

  

  《岱岳奇观》

  主创者:王树森、陈长海、张志平

  

  《群芳揽胜》主创者:高祥

  

  《含香聚瑞》主创者:蔚长海

  

  ◀《四海腾欢》 主创者:郭石林

  1989年,四件精美绝伦的翡翠巨作在北京问世,经权威专家团队评审,被定为“四大国宝”。这“四大国宝”又称“86工程”,是新中国玉雕史上唯一一项国家工程,其原料是国库里秘藏的翡翠,40余位大师为此耗费8年心血,立项、验收均为国务院。

  更神奇的是,这“四大国宝”,都出自同一块翡翠原石——“卅二万种”。这块上千公斤的高翠玉石,消失多年,却又突然现世,经周恩来多次指示才保存下来。

  2006年以来,这四件宝物藏于库中,极少展览,但关于它们的传说却越传越邪乎。其实,不用添油加醋,“卅二万种”的故事也堪称传奇。

  “小诸葛”寻玉

  1980年6月5日,《北京晚报》破天荒地刊登了一则“寻玉启事”——《宝玉何在》。这篇文章要找的不是贾宝玉,而是一块叫作“卅二万种”的石头。文章向社会呼吁,请知情者提供线索,让这块被老艺人王树森念念不忘的宝玉,早日重见天日。

  那时的《北京晚报》一天只有四个版面,能在头版用四分之一版面来寻玉,自然是了不得的大事,而这篇文章能够见报,全赖王树森的一哭。

  王树森出生于北京一个玉雕世家,13岁随父学艺,20多岁已成为玉器行中的佼佼者。解放初,京城玉雕行业群星闪耀,频出绝活。四位有名人物,即潘秉衡、何荣、刘德瀛、王树森,也被称为“四怪”,意为各怀独特技艺的怪杰人物。

  他们还都有绰号,潘秉衡因从不攒钱,总是借钱生活被称为“臭要饭的”,何荣因打着瞌睡都能设计作品被称为“马马虎虎”,刘德瀛因训徒严厉、为人倔强被称作“小辣椒”,王树森因生性聪慧且脑袋似斗被称为“大脑袋”或“小诸葛”。

  “十年动乱”后,“二怪”离世,“一怪”瘫倒,只有王树森还能继续工作。他在歇手十多年后,做了两件翠活,一件获全国“金杯奖”;另一件“群仙祝寿”高翠玉佩,只有一个半火柴盒大,在香港卖了180万元人民币。

  此事在玉器行业中传为美谈,但王树森却并未挂心,反而常常带着遗憾的心情对徒弟们说:“有块宝石,叫‘卅二万种’,如能找到,做出珍品,我这辈子也就算没白活了!你们给我到处问问,找找。”

  “卅二万种”究竟何等模样,不但谁都没见过,连听也没听说过,叫徒弟们到哪儿去问?何处去找?

  1980年,北京市人大开会,已63岁的王树森代表又念叨起他的“卅二万种”。他说:“国家百废待兴,玉雕行艺人也要报效祖国,我年事已高,想在有生之年,施展才艺,希望寻找那块不知下落的翡翠大料。”说到动情之处,王树森声泪俱下。

  这一哭,有磨玉人的辛酸。20世纪30年代,是玉雕的鼎盛时期,但再好的匠人也只是匠人,只能处于社会底层。京味作家刘一达《故都子民》的原型,就来源于对刘德瀛、王树森“二怪”的采访。书中讲述了磨玉人被权贵欺压,一对玉碗搭进几条人命的故事。解放初,北京玉器厂作为经济封锁中的创汇大户,曾辉煌一时,有2000多人从业,艺术品出口到100多个国家。可好日子没多久,偏又赶上“文革”。

  这一哭,也有英雄无用武之地的遗憾。年轻时,王树森技艺未熟,“卅二万种”再好,也不敢接活儿。如今他的技艺炉火纯青,手底下高徒辈出,却奇石难觅,“文革”中压抑已久的才情无处施展。

 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的一位同志,把老艺人这一哭搁在了心上。一天,他碰到《北京晚报》记者王增翔,就用手比划着十二英吋的电视机的大小说:“三十年了,这块玉都没见天日。老艺人想把它找到,琢成珍品,这个建议很好,但对我们来说是大海捞针,你是记者,你给想想办法。”

  王增翔当下去找王树森,让他诧异的是,这位玉器行里的宗师级人物,个头不高,咖啡色脸庞,上边深深地印着皱纹,看上去就像一位淳朴的老农。

  王树森之所以对那块叫“卅二万种”的美玉日思夜想,原来大有渊源:

  14岁那年,他去街上买磨玉的砂子,看见一个作坊在做活儿,那玉料块头不小,冰种,菠叶绿,水头足,无绺裂。如此成色和质地,加上体量之大,是他未曾见过的。

  正在干活的工匠说:“小兄弟,没见过吧?告诉你,这算不了什么,这只是从一块大料上切下来的小边角,要是让你看看几百斤的大料,肯定吓死你,那才真的是惊世绝品呢。”

  王树森将信将疑:“还有一块更大的料?”工匠说:“对。听说在那大料上还标有‘卅二万种’几个字,多年来,还没有一个人能说清楚这几字是什么意思。”

  这是王树森第一次听说“卅二万种”。

  解放初,文化部召集老艺人座谈,王树森又提起“卅二万种”来。云南的一位老艺人说:某行家曾在“卅二万种”的一角喷洒火酒,点火燃烧,再泼上冷水一激,发现翡翠的深处透出一泓“水地”,色泽深绿,犹如雨后的冬青春叶,鲜润娇嫩,品第极高,而且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翡翠,其价值无法估计。遗憾的是这位老艺人也是道听途说,自己并未目睹“卅二万种”的风采。

  不过,这位云南老艺人还披露了一个重要信息,据说这块体积巨大无比的玉料早已不在云南,曾被运到上海,因为要价太高,很长时间难以出手,后为贷款抵给一家外国洋行。上海解放时石头被国家没收,再后来就不知所踪了。

  一次偶然的“邂逅”,让王树森觉得自己几乎是找到了“卅二万种”,可最终还是竹篮打水。

  1955年的某天夜里,一位不相识的人拐弯抹角托关系找到王树森,请他去鉴定一块玉石。在东单北大街遂安伯胡同的一个小院里,他见到一块200多公斤的高翠原石,从切割面看,材质细密,晶莹灵透,翠色浓艳,而且呈丝絮状分布均匀,种水均属上乘。王树森头脑中闪出的第一反应是: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“卅二万种”?

  但是,他仔细察看石料的每一处,用专业手电细细检查石质皮层那些不容易看清的模糊地方,都未发现有“卅二万种”的标记。

  他问请他来的人:“这是哪里来的料?”对方三十岁不到,却显得老成持重,只答道:“哪里来的我也不清楚,是一位朋友托我找专家看看。”

  王树森不便再问,但世间既然能有遂安伯胡同那样的美玉,为何不会有“卅二万种”?他信心满满地认为,新中国公私合营,玉器作坊也划归国家统一经营管理,“卅二万种”作为玉器原料,很可能会现于人们的视野之中。

  但25年过去,有关这块巨型翡翠的事,王树森再未听到任何音讯。岁月匆匆,人之老矣,寻找“卅二万种”甚至成了王树森的一块心病。

  磨玉人对玉的痴迷,感染了记者,于是便有了《宝玉何在》一文。然而,记者心里也觉得渺茫,不知道老艺人何时才能得偿所愿。

  守玉人现身

  寻玉启事登报才4天,北京玉器厂厂长室就来了位50岁开外,干部装束的客人。他掏出介绍信,说是来提供宝石下落的。王树森和他照面时,不由一愣。虽说这面孔由一个俊朗青年转变为鬓角花白的壮年,但王树森还是认出了他——25年前遂安伯胡同的那位“神秘人物”。

  王树森欣喜若狂,紧紧握住对方的手,迫不及待地问,“宝石呢?”来访干部笑眯眯地说:“王老先生,翠宝安妥!”

  原来,这位干部叫翟维礼,是国家计委物资储备局的处长。

  1955年,上海某军用仓库清查库存物资时,在一个角落,翻腾出来四块石头。有人认出这不是一般的石头,而是名贵的翡翠。清查人员发现其中一块翡翠上还有一个特殊标记:“卅二万种”。发现翡翠之事上报到上海市人民政府。陈毅很重视,马上报告国务院。谁也没有想到,这一报告,引起了周恩来总理的重视,他当即批示:将翡翠转运北京。

  1955年4月23日,翟维礼接到指示:翌日带一支精干人马,去北京火车站,接从上海开来的14次列车。这趟列车挂有一节军用车皮,要把车皮里的东西,安全迅速运到指定地点。领导郑重叮嘱:这是周恩来总理交办的任务,务必做到万无一失,务必严格保密。

  24日清晨,翟维礼和他带的人登上了指定车皮,偌大车厢里,除了几个荷枪实弹的押运人员外,只有三个旧木箱和一个脏兮兮的大帆布袋子,全封闭的车厢中还弥漫着一股刺鼻的气味。原来,为了做到寸步不离,押运人员连大小便都是在车厢里解决的。

  翟维礼断定所接的不是一般货物,一干人立即将木箱和帆布袋子装上汽车,快速运到了指定地点——一座戒备森严的储藏军需品的仓库。

  为了与其他物品隔绝,大库房内,专门修建了一个小房间,成了一个“房中之房”和“库中之库”,木箱和帆布袋就被秘密地存放在这个“库中之库”里。到了这个时候,翟维礼等极少数人才知道,周总理让他们接收保管的是四大块价值连城的巨型翡翠。周总理指示,对于“卅二万种”要严格保守秘密,要有人专职看守,没有国务院指令,任何人不得动用。

  没过几天,他们又接到总理办公室的来电,要他们取出其中的一块,设法找一位玉石专家进行评估,于是就有了翟维礼与王树森在遂安伯胡同见面的那一幕。

  “可是你让我看的那块石头上,并没有‘卅二万种’的标记呀。”王树森问出许久以来的疑问,翟维礼笑道:“‘卅二万种’不是每块上都有标记,你看过的那块上就没有。”王树森吃惊:“怎么,‘卅二万种’不是一块石头,是两块?”翟维礼说:“还不止两块,是这个数!”他伸出了四个手指头。啊!王树森又惊又喜,如此宝玉竟然有四块。

  宝玉最危险的时候,是“文革”初期。当时北京的红卫兵到处抄家扫“四旧”,翟维礼担心,虽说保存在军用仓库,一般情况下红卫兵难以进入,但谁能保证不会有意外情况发生?让他没想到的是,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竟然也想到了这一层,他让秘书传话,一定要有预案。

  经过秘密侦查,翟维礼他们在河南某地发现了一个非常秘密的山洞,拟作为储藏“卅二万种”的地方,并向总理办公室做了汇报。就这样,“卅二万种”被运出北京,仍像上次那样,干净利落、不露风声、不留痕迹。

  原以为这次安排是万无一失了。但是,几年之后,有关人员发现,附近的山头上有些黑影来回走动,形迹非常可疑。根据这个可疑情况,他们加强了布防。过了一段时间,在另外一个山头上也发现了类似情况。种种迹象提示,此地也非绝对安全。当时已是“文革”后期,北京的情况好转了许多,于是“卅二万种”又回了北京的“故地”。

  有关周总理关注巨翠、巨翠辗转于河南、北京两地之间的情景,在北京颐和园办公室主任、作家徐凤桐的《一块巨型翡翠的跨世纪传奇》一文中,有着精彩的描述。现在有些微信公众号上,信口开河,说这块翡翠一直藏在山洞,显然是从河南这段经历中杜撰出来的。

  整整25年的守玉岁月,翟维礼已经由一名普通干部升为副科长、科长,后来又由科长升为副处长、处长,虽然职务屡经变动,但“卅二万种”却从始至终由他负责看管。眼看自己快退休了,这块玉也成了他的一块心病—— “过去,总理让我守着这块玉。现在,周总理不在了,让我请示哪位领导去?”

  “86工程”

  “卅二万种”有了音信,“神秘人物”的身份也得以确认,可是该怎么将这块宝玉从仓库里请出来呢?

  1980年8月2日,《北京晚报》刊发《宝玉完好无损 艺人愿献技艺》一文。王树森通过报道呼吁,希望尽早见到宝玉,并愿意竭尽全力,把它琢成传世之作。

  同时,北京市工艺美术总公司、北京市玉器厂也逐级呈报,申请用翠材制成大型工艺美术珍品。报告文件到了国务院,万里、张劲夫等几位副总理签署、批准此议,并指示轻工业部全权负责。

  又经过层层审批,直到秋天,王树森才第一次走进了那间“库中之库”。在几只大灯的照射下,四块石头呈现在人们眼前,最小的一块重77.8公斤,最大的一块用桔红色的漆标着重量:363.8公斤。它们块大、绿多、地子灵、水头足,还有一块宝石上赫然写着几个黑色小字:“卅二万种”!

  数十年的追寻终成正果,王树森俯下身,面颊紧紧贴着标有“卅二万种”汉字的那块石料,欣慰的泪水夺眶而出。

  此后,轻工部用红头文件对北京玉器厂下达了创作任务,因该任务拟定于1986年完成,故有“86工程”之称。

  为什么这四块翠材会牵动了国家最高行政机构——国务院,其实理由很简单,因其是国家资产并存于国库,如果想动用它必须经国务院批准。而且,那时候是计划经济,这几块玉要雕成国宝由国家珍藏而不是外贸产品,因而是国家工程。

  将制作大型翡翠工艺品列为国家工程,这不仅在新中国,在历朝历代也是头一遭。

  晚清以前,翡翠在中国的玉文化中并不显山露水。云南督府曾将翡翠贡进内廷,但乾隆帝对雕工不甚满意,大多都被驳回而未收留。慈禧当政后,因为其喜爱翡翠首饰,才带动了当时的流行风潮,使得价钱水涨船高。比如,宫里曾为慈禧太后造翡翠镯子、耳挖勺、钳子等4种17件器物,共耗银39994两,每件合2352.59两,在当时来说可谓天价。

  玉器史上堪称“国家工程”的遗存,并不多见。从元朝的《渎山大玉海》(1265)至清乾隆年间的《大禹治水图玉山》(1788),相隔了523年,才出了几件敕造的大型玉器,无不是集全国巧匠、用数年之工完成,但它们都不是翡翠制品。

  翡翠四宝既然要作为新中国的国家工程,与历史上的《渎山大玉海》《大禹治水图玉山》比肩,自然需要慎之又慎。

  1982年11月9日,四块巨翠从国库武装运抵北京市玉器厂一座三层小楼内。从此,这里自成一统,封闭管理,24小时都有人轮班值守。

  为了不留遗憾,轻工部先是在全国征集方案,上海、扬州的老艺人纷纷出谋划策,图纸就画了几百张。不过,在第一轮评审中,北京玉器厂的想法最多也最为具体。这不光因为王树森与巨翠有着特殊渊源,还因为这里大师云集、人才荟萃。

  北京市玉器厂坐落于龙潭湖畔,这里曾是京城手工业聚集地。新中国一建立,政府就将失散的个体玉作艺人组织起来,建厂建社,从业人员达千人。1958年,在此基础上建起的北京市玉器厂,不光拥有“四怪”,还有王仲元、夏长馨、高祥、张云等一批大师。

  良工得美玉,那是三生有幸修来的造化。这四块巨翠犹如潜龙在渊,久隐于世,如今近在眼前,哪个玉雕人愿意错过这百年一遇的机会?

  第二轮评审中,仅玉器厂厂内就收到题材设计方案39个,设计图纸78张。此后又经过39选16,16选8,8选4几轮筛选,最后按照传统的“量料取材、因材施艺”八字原则,初步议定一号料做泰山、二号料做香薰、三号料做花篮、四号料做插屏。

  既然是国家工程,为什么“86工程”拖到1989年才完工?参与“四大国宝”设计制作的郭石林大师、蔚长海大师异口同声地告诉《北京日报》记者,卡在题材上了。

  查阅“86工程”的档案,研讨题材的专门会议,先后竟达42次之多,这其中还不包括设计人员听专家授课、外出考察和实地采风。有的方案认为四块大料应分别雕琢,有的认为四料应合一雕琢一件整体巨制,而具体内容则有名胜古迹、革命领袖组像、著名工程、花鸟花薰、五谷丰登、太平景象等,可谓百花齐放。

  1985年4月,轻工业部才将最终方案与图纸正式呈报国务院,国务院副总理万里、张劲夫、田纪云等批示:同意方案并组织施工。显然,到1986年完工已经不可能,新的通知要求:作品在1989年完成,作为新中国成立40周年的献礼。

  “86工程”正式启动后,由王树森大师领衔,5位玉雕大师分别担任4件作品的主创人。他们是:一号料陈长海、张志平,二号料蔚长海,三号料高祥,四号料郭石林。此外,还有50多位玉器厂的精英参与,涵盖老中青三代。即便是技艺超群的高手,在开工前已培训了两年半之久,相当于读了个大专。

  为题材把关、参与出谋划策的艺术顾问团队更是令人惊叹:美协副主席刘开渠、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伯达、国家文物局专家王世襄、雕塑家钱绍武、画家李可染、李苦禅、黄胄、华君武、徐北汀、黄永玉、郁风,书法家启功、曹辛之、祝缅,雕塑家傅天仇、刘焕章、邹佩珠,红学专家周汝昌,金石学家朱家晋,工艺美术家郑可、唐克美、张臣杰、郭效儒,玉器收藏大家马北辰,电影文学教授陈山,作家王名时,知名记者韩笑鹏……

  如此庞大高端的专家阵容,足以说明“86工程”牵动了整个中国艺术界。

  玉磨人,人磨玉

  翡翠四宝之前,中国玉雕史上,工期最长的当属乾隆朝的《大禹治水图玉山》,用时6年。而“86工程”,自1982年国务院批准开工,到1990年6月30日在中国工艺美术馆首次展出,整整用了8年。

  这8年,人磨玉,玉磨人,从郭石林给记者讲述的4号料的故事中,就可见一斑: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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